明末佛耶交涉资料如雪泥鸿爪,这一现象本身可以旁证利玛窦在华传教策略的明确性及执行力度,而仅见的出自中国传教区的对佛教核心概念的论述充满了日本传教区的影子,由此也可推论,利玛窦排佛策略的确立是中国环境与日本经验双重影响的结果。不过,梳理过这些现象与关系之后,本文开头提到的一个印象依然让人耿耿于怀 — 利玛窦以及在日耶稣会士为何对“空”/“空无”如此专断地排斥?站在他们的立场上,逻辑简单明了,既然“空”/“空无”已经被他们翻译或解释为nothingness或emptiness,即什么都没有、一片空虚的意思,那么佛教说这个什么都没有的状态自然生发万物,便显然与上帝(精神性存在)自无中创造万物的教义捍格。只是,“空”/“空无”为什么只能被他们理解为空虚、没有的意思呢?艾普在他的书中一直使用阿莱基诺机制(Arlecchino mechanism)来解释此种现象。阿莱基诺是意大利即兴喜剧中担任主角的丑角,他认为整个世界就像他家,于是像在家里那样行事。我们不妨把这种机制翻译为“原乡机制”。具体而言,在日耶稣会士们(包括后来的龙华民和闵明我)只能用他们的神学原则和耶稣会士学院通行的经院哲学体系来理解他们在异乡遇到的观念。当然我们也可以用文化误读或诠释来解释这类现象。但是,不管是原乡机制、文化误读,还是诠释视角,都应当与观念局限同时考虑。
不同文化相遇之时的误读和诠释都可能产生有正面价值或有启发的成果,我在以前的论文和书中讨论欧洲对中国历史与思想的误读时便主要着眼于创造性成果,但这类现象并非每次都能歪打正着。比如艾普书中的后半部分着力展现,欧洲的知识分子如何循着在日耶稣会士的佛教阐释,在无神论的“古代东方哲学”这个臆想框架下一路高歌猛进,以致长期误解佛教和印度思想。另一个例子也能突出地展示观念局限下的原乡机制或误读中有害的一面,那就是源自印度的“0”这个符号及其含义在欧洲的经历。
11或12世纪的某个时间,源自印度的包含“0”在内的十个数字符号以阿拉伯数学家的作品为中介进入欧洲,由于“0”使得手工运算和计数变得容易操作,因此很受数学家和商人欢迎,16世纪终在欧洲普及。但是“0”这个符号在印度不仅有数学含义,还有神学含义,“0”的采纳与一种否定物质世界实在性的教义相联系,它排在“9”之后,代表灵魂追求的目标 — 达致彻底不受个人感情影响的全然虚空,令意识中的运动彻底停止。梵文中表达这个概念的名称是sunya(形容词性),意为“空的”。由于阿拉伯人只出于务实而采用印度数字,所以这种玄学概念并未随之传入欧洲,饶是如此,欧洲的一些隐修院修会仍敏感地指出,“0”是魔鬼的设计,于是抗拒采用含“0”的十进制计数体系。而“0”的梵文名称sunya,最终在欧洲被翻译为cifra和zerom,前一个词含有“无效”或“什么都没有”的意思。简而言之,在印度,“0”的符号含义就是“空”,是佛教和整个中世纪印度思想中居于核心的概念,近代以前的欧洲人虽然并不知道“0”在印度的玄学含义,却在不同时期分别首次接触“0”与“空”时异曲同工地用表示什么都没有的词语翻译它们。笔者目前不知道16—17世纪是否有耶稣会士或其他欧洲人在接触到“空”之后想到其与“0”的关系。“0”与“空”在欧洲很可能有着漫长的独立认知史,但是在近代早期都为无神论的发展提供了思想框架,与印度思想中这两个符号的指向南辕北辙。这样的错误正源于观念和心灵的局限,且对自己的局限不自知而不能敞开头脑与心灵。
事实上,有过在日经验的耶稣会士已经触及“空”这个概念中神性的含义,前述弗洛伊斯即是一例,范礼安也是一例。范礼安《基督教教理问答书》对日本宗教的第四点总结是:佛教徒认为人在此生有能力达到第一原则的至高程度并能维持此种状态,他可以通过冥想而在此生便擢升到无限广大的权威那里,当他掌握了关于第一原则的完美知识时,他便达至第一原则中所固有的至高宁静之态。对神秘主义或灵性主义有所了解的人看到这一点都会感觉熟悉和亲切,并且会由衷感叹:在那么早之前,东西方原就有过灵性知识相互沟通的可能性!因为,欧洲中世纪的一些神秘主义者已经宣称,通过冥想和“神秘的死亡”就可以在此生达成与上帝“一体”,文艺复兴末期开始潜滋暗长的赫耳墨斯学也强调个体应当追求回归与上帝一体的状态且能够达成。然而在有灵性追求的人眼中如此美好的愿景,在范礼安眼里立刻与欧洲的异端邪说划上等号。范礼安与欧洲主流世界一样,认为此生得与上帝一体是一种幻觉。14世纪著名的神秘主义者艾克哈特大师(Meister Eckhart)就因此类见解被判为异端。17世纪的斯宾诺莎也是因为这类观点而导致生前不敢出版著作、身后大遭挞伐。至于赫耳墨斯学,它一直以秘传的方式在很多人的精神中扎根,但因为没有明显的宣扬,所以它的信徒倒未曾作为一个整体遭到迫害。
范礼安的文字表明,他对佛教追求的转述并无实质误解,但是他囿于自己的观念而不肯亦不能体认其中的价值。待到19世纪,神秘主义在欧洲重新兴起且不会遭到当局压制(虽然在一个理性主义和物质主义占上风的时代里也不会受到大范围重视),佛教和印度思想中“空”的观念才能在欧美的灵性追求者当中找到位置,东西共有的一种古老的追求或认识才能执手相认。时至今日,连基督教内部也出现了放在中世纪及近代早期会被判为异端的inner Christianity — 可以借用17世纪耶稣会士对佛教的权实划分将之译为“基督教实教”,甚至还有像保罗 · 尼特(Paul F. Knitter)这样享有“神学家”头衔的人大方地借助佛教来阐明他的基督徒体验。当今的这些成果不能简单视为文化交流和对话蓬勃的产物,而是真正开放的心灵变多了,不同体系间的对话才得以进行。倘若个体没有能力或不愿意反省时代施加于他/她的局限,那他/她只能成为时代局限的注脚;若把自己的局限作为在文化交流中贯穿始终的原则,最终结果便不外乎封闭自守或恃强凌弱。
|本文刊于《世界历史评论》2021年夏季号,作者吴莉苇,自由译者、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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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 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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